東江之濱，萬江橋畔

　　九級浮屠，矗立于江心綠洲

　　盡觀人間繁華起落——這便是金鰲洲塔

金鰲洲塔是“東莞文物八景”之一

　　金鰲洲塔“肇工于萬歷丁酉，合尖于天啟甲子，越二十年所乃告成焉”（郭九鼎《金鰲洲塔記》）。官方的說法是，此塔開工于明萬歷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天啟四年（1624年）落成。最早提出并實施建塔的人，是當(dāng)時的東莞縣令翁汝遇?！洞竺鹘鸢皲洝份d，翁汝遇，萬歷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進士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

　　金鰲洲塔位于東莞市萬江金泰村萬江橋畔，因其坐落于萬江金鰲洲，故名。金鰲洲處于東江南支流（萬江）和汾溪河交匯處，扼東莞水道要沖。由于四周地勢較低，兩河水的交匯處沒有高山夾水而行，造成“生氣外泄”，達不到“藏風(fēng)聚氣”的條件。修建此塔，是希望能“束水口”，讓這里的“水回顧有情”。郭九鼎所撰《金鰲洲塔記》證明了這個說法：東莞江水自東流西，左有黃嶺，右有羅浮，在此建塔控制“大江中流”，“以培風(fēng)氣，亦堪輿家所宜也”。 因此,金鰲洲塔是典型“鎮(zhèn)虛補弱”的風(fēng)水塔。

圖為金鰲洲塔立面剖面圖

　　要建這座九層高塔，不懂理數(shù)是不行的。好在當(dāng)時翁汝遇身邊還有個姓倪的署令，尤其精通理數(shù)，再與本地士紳們合計，就設(shè)計出了金鰲洲塔的圖紙，戴梧臺、袁聚霞等士紳負責(zé)具體經(jīng)辦。建塔加上塔邊的房屋，耗時很長，平均每三年建一層，共用了27年，一代人接一代人，最后在徐海石、溫青霞等士紳的努力之下建成。這其中，官員和士紳出力最多，而出地的張氏功勞也大。因此，郭九鼎不無感慨：“可謂理與數(shù)合，天與人并，以成茲偉觀矣”。至于建塔資金從何而來，不見記載。

圖為民國時期的金鰲洲塔（資料圖片）

　　不過，金鰲洲塔的始建時間就有了問題?！睹駠鴸|莞縣志》載：“翁汝遇，字獻甫。浙江仁和人，萬歷二十六年進士，逾年任邑令”“二十七年正月任”。也就是說，翁汝遇中進士是在1598年（萬歷二十六年）、任東莞縣令在1599年（萬歷二十七年），若建金鰲洲塔是在1597年（萬歷二十五年），那么，那時的翁汝遇還沒到東莞上任，他何來建塔呢？官方說法顯然來自郭九鼎《金鰲洲塔記》“肇工于萬歷丁酉”，而至少對于翁汝遇中進士的年份，《民國東莞縣志》與《大明金榜錄》的記錄是相吻合的。那么，問題就可能出在郭九鼎身上——可能是他記錯了時間，正如他在《金鰲洲塔記》中所言“其始工之歲，正余誕生之年，歲久未有記”。因此，金鰲洲塔究竟始建于哪一年，就出現(xiàn)了“懸疑”。

　　在當(dāng)時，翁汝遇和他的弟弟翁汝進，都是有些名氣的藏書家，文人氣息濃厚。不過，在莞為官一任，翁汝遇也有自己的鐵腕。收稅的小吏中有一幫人胡作非為，他毫不縱容，將這幫人趕的趕、法辦的法辦，“又禁賊攀良，禁人命株連，民賴以安”（《民國東莞縣志》）。

　　金鰲洲塔第一次重修，是在清康熙年間。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699年），浙江嘉善人錢以塏從廣東茂名知縣調(diào)任東莞知縣，在任3年。有一年，廣東提學(xué)翁嵩年來莞，東莞士紳出面，請求翁嵩年向知縣錢以塏“美言”，重修金鰲洲塔。翁嵩年與錢知縣都是浙江老鄉(xiāng)，翁嵩年雖然只是一名學(xué)官，名頭卻很大，他博學(xué)好古，擅書畫，時任內(nèi)閣大臣張廷玉、尚書勵廷儀都是他的學(xué)生，可謂德高望重。他跟錢知縣說句話，錢知縣當(dāng)然照辦。

　　錢以塏下令重修金鰲洲塔。但是，僅僅修了四層，就停工了，成了“爛尾”工程。憑著士紳們對錢知縣為人的了解，他不是一個半路“撂挑子”不負責(zé)任的官員。那究竟為什么要停工？史籍并沒有答案。

　　時間一晃30多年過去，金鰲洲塔仍處于“傾圮”狀態(tài)，剩下個遺址。清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，印光任從端州（今肇慶）調(diào)任東莞知縣。印光任到東莞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召集所有士紳開會，商議哪些“項目”需要“上馬”。有士紳就說，城內(nèi)河道淤塞已經(jīng)很久了，商船都沒法通過，這是其一；其二，金鰲洲塔重建未成，沒有這座塔，東莞拿什么標(biāo)榜“有文化”？所以，這兩件事急需印大人來辦。印光任就回應(yīng)說，河道疏通，有利于商船往來，建好金鰲洲塔，可以傳承和延續(xù)東莞文脈，這兩件事是我的職責(zé)所在，也感謝各位讓我受教了。

　　重建金鰲洲塔的計劃再次列在東莞知縣的日程上。不過，建塔資金倒是成了問題。有士紳出主意說，東莞有上千座宗祠，每座宗祠都有“嘗租”（即祭田）這筆收入，每座宗祠可從這筆收入中出一點錢；再說，重建金鰲洲塔也是全縣士紳和普通百姓的愿望。如此操作，事情就不難辦了。這個主意不錯。不過，印光任還是比較謹慎，在集資建塔方面盡量符合朝廷的相關(guān)規(guī)制，資金若實在不夠，他自己也打算適當(dāng)承擔(dān)一點。他認為，這件事既然有利于民，而且資金也來之于民，就是有再大的困難也要干成。

　　在印光任的操持下，重建金鰲洲塔的“項目團隊”成立了，來自官方的典史黃漢文、巡檢毛鳳翰、沈觀光任“董事”，士紳林華封、陳元詠、李曹源等任“總監(jiān)”，癢生黎鍾岳、張宸修等任“督工”。印光任將勘察、規(guī)劃設(shè)計等事宜都交給“項目團隊”去做，出納、會計等事官府也不得過問。當(dāng)年十月，重建金鰲洲塔擇吉日開工，第二年夏天五月完工，歷時7個月，耗資“金之以兩計者，一千五百四十五兩有奇”，人工“一萬八千二百六十工有奇”。

　　重修金鰲洲塔這件事干成了，印光任將功勞歸之于士紳百姓和“項目團隊”，而他本人則自謙為“坐觀其成，何敢以為己力”。他對自己唯一的肯定，是“惟率先鼓舞，遏眾多浮動之口，堅諸君子任事之志，以竟前人未竟之功，差可告無過耳”。而正是“惟率先鼓舞，遏眾多浮動之口”這句話，道出了些許“秘密”。

　　原來，此次重建金鰲洲塔，也并非一帆風(fēng)順。開工不久，就有人“搞事”，以誹言惡語造謠中傷“項目團隊”及其他干事的人，嚴(yán)重影響了大家干事的熱情。印光任了解情況之后，明白這些說壞話的“狡獪之徒”是想染指重建工程從中漁利，他決不能讓這些人得逞。他召集大家開會，向大家說明：“昔錢公動于浮言而隳厥功，余以為鑒。君等精白、有干才，余所稔知。”他把那些“狡獪之徒”的陰謀抖露出來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打開了心結(jié)，干事更加勤勉，那些謠言也不攻自破。

　　而由此，也透露出錢以塏重建金鰲洲塔之所以半途而廢的原因——“動于浮言而隳厥功”。也就是說，要么是錢以塏被欲染指重建工程的“狡獪之徒”謠言所中傷而心灰意冷，出于愛護自己的“羽毛”停了工程；要么是錢以塏輕信了謠言，不再信任干事的人而停了工程。當(dāng)然，這只是我們的揣測。

　　圖為20世紀(jì)50年代的金鰲洲塔（資料圖片）

圖為20世紀(jì)60年代的金鰲洲塔（資料圖片）

　　錢以塏重建金鰲洲塔半途而廢，留下了遺憾。不過，在當(dāng)時東莞老百姓心目中，他依然是一位好官。他上任東莞后“首安魚鹽，次調(diào)耕桑”，做了不少民生實事，在東莞3年，他官聲卓著，憑此被調(diào)山西隰州任知州，后來官越做越大，直至禮部尚書。

　　印光任(1691—1758)，字黻昌，號炳巖，江南寶山（今上海）人。1726年，清世宗（雍正）下詔，命令省督撫舉薦孝廉方正之士，印光任應(yīng)詔，被薦為廣東地方官。他與前任錢以塏一樣，在東莞民間口碑較好，“士民愛之如父母”。1744年，印光任被任命為第一任澳門同知。走馬上任后，他針對過去香山縣官府對澳門管轄不嚴(yán)的狀況，制定7條治澳措施，以加強對澳葡的管理和對洋船進出港口的控制。

　　由于印光任較了解西方各國不同的實力，以及各國之間錯綜復(fù)雜的關(guān)系，所以在處理外交事務(wù)中胸有成竹，當(dāng)機立斷，得心應(yīng)手，是當(dāng)時難得的外交人才。所以文學(xué)家袁枚稱他：“終公之任，海面肅然” 。 1746年，他調(diào)任南澳同知，后升任廣西慶遠及太平兩府知府，因事去職。晚年歸鄉(xiāng)家居，終年68歲。

　　明代是廣東建風(fēng)水塔最多的時期，也是建塔工藝發(fā)展至最成熟期間。特別是萬歷年間，幾乎達到了頂峰。金鰲洲塔作為明代東莞地區(qū)的風(fēng)水寶塔，具備嶺南明塔共同的特征：一，磚仿木樓閣式塔；二，八角，中空腔，壁實厚；三，用石灰沙和磚石砌筑；四，高大，比例勻稱，造型成熟。金鰲洲塔作為研究古人風(fēng)水理論的實例，是研究嶺南明代風(fēng)水塔的重要實物資料。

圖為20世紀(jì)80年代的金鰲洲塔（資料圖片）

　　金鰲洲塔從興建到傾圯重修至今歷史綿延400余年，見證了東莞城市變遷的滄桑，蘊藏著東莞眾多民風(fēng)民俗和歷史傳奇。1982年，金鰲洲塔成為東莞縣文物保護單位。1989年6月29日金鰲洲塔被列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。

　　1992年，根據(jù)金鰲洲塔年久失修，塔角因遭雷擊和風(fēng)雨侵蝕的實際情況，市政府撥出?？畎凑铡靶夼f如舊”的原則對古塔進行了維修，保護了古塔的安全，盡可能恢復(fù)了古塔的原貌。

　　2004年東莞市通過社會推薦、公眾投票、專家評審，從全市社會各界推薦的55個景點中“金鰲塔影”被評為“東莞文物八景”之一。

　　可能有人會說，小編，你真能編……NO！以上有關(guān)金鰲洲塔始建與重建過程及其曲折經(jīng)歷，都載于晚清探花陳伯陶所著的《民國東莞縣志》，小編只是將古文轉(zhuǎn)換成白話文，起了一點翻譯的作用而已。所以，我們最該感謝陳伯陶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史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