見證歷史、寫就當下的“一帶一路”，近年來越發(fā)深刻影響著中國與世界。2013年秋天，通過汲取并發(fā)揚“絲綢精神”，由中國提出的這份倡議，以更大動力推動著開放、包容、普惠、平衡、共贏的經濟全球化進程，積極構建繁榮、和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。

　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，“一帶一路”并非一個封閉的孤立體系，而是一個開放的合作體系?！伴_放包容，互學互鑒”這一植根歷史、面向未來、立足中國、朝向世界的提法，鮮明體現了“一帶一路”總體設計中深厚的歷史情感與文化情懷。

　　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、近1700年的建縣史、約1260年建城史的東莞，不僅是嶺南文明的起源地、發(fā)展地，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篇地，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，中國與世界在這里早早關聯，文化底蘊分外深厚。回望歷史，東莞早已在對外經濟活動中，積淀下了一批分外閃亮的文化符號，如出口莞香莞草、煙花爆竹等特產貨物，鐫刻對外交流印記的卻金亭碑、至正銅鐘，又或者憑借海陸航道引進番薯，乃至數十年發(fā)揮關鍵作用的廣九鐵路石龍站……這些可能你知道的，或者你不知道的，都是這座嶺南名城熠熠生輝的璀璨符號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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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毗鄰廣州地處門戶

　　區(qū)位優(yōu)勢得天獨厚

　　“絲綢之路經濟帶”與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”構成的“一帶一路”，在歲月流轉中于華夏大地輻射廣泛。翻開歷史長卷，東莞從未缺席，各個時期均在其中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詳加回溯，莞邑大地傳承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印記，沿革脈絡異常清晰——

　　與陸上絲綢之路相對，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、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，陶瓷、香料為代表性貨品。史學界觀點認為，這一商路“萌芽于商周，發(fā)展于春秋戰(zhàn)國，形成于秦漢，興于唐宋，轉變于明清，是已知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”。

　　具體解讀，經過千余年發(fā)展，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繼續(xù)升華的關鍵時期，當時已經有了“廣州通海夷道”的命名，而后隨著中國造船技術、航海技術的大幅度提升，以及指南針在航海領域的運用，商船遠航越加勃興——從中國東南沿海，經過中南半島、南海諸國，穿過印度洋，進入紅海，抵達東非和歐洲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，成就了中國同世界60多個國家直接的商貿文化交流，并推動沿線各國的共同發(fā)展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海上絲綢之路包括東海、南海兩條航線，廣州、泉州為南線主要港口。毗鄰廣州的東莞，恰恰處在珠江出海口的位置，由此成為海上絲綢之路航道上的重要節(jié)點，貿易往來有著得天獨厚的區(qū)位優(yōu)勢，各地商賈紛紛云集至此。

■蠔崗貝丘遺址既是東莞五千年文明的歷史見證，更是東莞歷史文化的基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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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嶺南文明重要起源

　　商貿往來歷史悠長

　　作為“番東之要津”，東莞連接著廣州港與更大更遠的世界——“凡番舶之赴黃浦者必由于此”。改革開放后的“世界工廠”，事實上早已依靠海上絲綢之路，匯入國際經貿大潮，與世界溝通聯系。

　　在海上絲綢之路占據重要位置的東莞，同樣是東江史前文明代表。距今已5000多年的蠔崗貝丘遺址，灰坑、墓葬、排水溝、房址等人類定居要素留存完整，是廣東目前發(fā)現年代最早的人類聚落遺存，被考古學家麥英豪譽為“珠三角第一村”。更為關鍵的是，新石器時期的蠔崗人，就已能用石斧、石錛等工具制作水上交通工具、可以理解為獨木舟的雛形。

　　沿著歷史軌跡，繼續(xù)探究東莞的“絲路軌跡”——秦漢時期，海上絲綢之路帶動東莞商貿發(fā)展、商品流通，從東城柏洲邊東漢墓出土的舶來品“琉璃耳鐺”更是可以推斷，兩漢時期東莞便已產生對外商貿往來；隋唐宋元時期，東莞是嶺南溝通海洋的門戶，而后繼續(xù)加深重要中轉站定位；明代，東莞南部地區(qū)成為東南沿海最重要的貿易區(qū)域，被外商稱為“貿易島”；嘉靖年間，東莞雞棲、屯門、虎頭門是廣州府夷船的主要泊口；清代“一口通商”后，虎門是“廣州十三行”中外商船的必經之道，虎門、鎮(zhèn)口、石龍成為粵海關重要稅口，石龍成為“廣東四大鎮(zhèn)”之一。

　　其中細究，更有觀點認為，在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活動中，東莞扮演重要角色——“永樂四年明廷第一次在東莞采珠，與永樂五年鄭和二下西洋從廣州出發(fā)，時間上頗為吻合，兩者或有直接關聯。因此，在鄭和下西洋的宏大事業(yè)中，東莞地方曾扮演的角色，實在不可忽視”。

　　及至清朝，閩粵之人下南洋已成潮流。據暨南大學歷史系劉正剛教授等學者考證，清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就有東莞人前往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從事開采錫礦和割橡膠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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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莞香釋放城市魅力

　　莞草煙花遠銷世界

　　在貨物流轉的同時，東莞深層次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，東莞地區(qū)農業(yè)生產的商品化進程顯著加快。這其中，以東莞出產的香料“莞香”，最為引人流連。

　　莞香，又名牙香樹、女兒香，國家二級保護植物。據史書記載，唐代時莞香由國外傳入，宋代時廣東各地普遍種植，因東莞一帶的土質特別適合莞香樹生長，進而出產的香料品質最好，莞香由此名聞全國，不僅是上貢佳品，更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。如此背景下，莞香不僅成為東莞代表，更在頻繁的商品交易中成為香港指代——有觀點認為，宋元時期，因雞棲、屯門等泊口轉運莞香，故得名“香港”或“香港村”。

　　整體而言，莞香不僅是東莞的文化符號和精神象征，更是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。綿延千年的航線上，除了茶葉、瓷器、絲綢，香料也是中國古代貿易的重要貨物，莞香作為香料中的珍品，更是成為其中翹楚。

■莞草及相關手工編織品，曾經是東莞人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

　　與莞香對應，莞草更是東莞的一大特產，而東莞真正的得名，據考證也正是來自莞草——2011年，東莞文史專家楊寶霖基于詳細查證后指出，真正的莞名由來是從一種“莞草”得來。

　　莞草，是一種多年生耐鹽性挺水型的單子葉植物，又名水莎草、三棱草，常見于廣東，因其生長在咸淡水交匯之處。廣東氣候炎熱潮濕，鋪草席睡覺休息是傳統(tǒng)民俗，于是莞草成為制作草席的上佳材料。東莞人的莞草編織技藝，距今有2000多年歷史，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一號墓中曾經出土的座席就是莞草編織而成。

　　由此，莞席自然而然成為東莞與海上絲綢之路聯結的又一特產，特別是進入20世紀之后，“東莞草織廠、莊數十家，從業(yè)萬余人，產品大量出口英、美、法等國及南洋諸島。產品有豬仔席、街市床席、加用突花席、蠻蛇席、金銀繩地席、長席、花繩席、摩登席、時花席、芥黃席等，除部分內銷外，大量出口英國、荷蘭、法國、德國、美洲、澳洲、印度、泰國、南洋群島諸國及阿拉伯地區(qū)”。

　　煙花爆竹，也是東莞出口的標志性商品。根據記載，17世紀末，東莞便在運銷大頭菜、水草、涼粉草之余附帶少量爆竹煙花，運往荷屬東印度（今印度尼西亞）、婆羅洲、越南、泰國、緬甸等地。海禁開放后，爆竹成為獨立的出口商品，銷售地區(qū)擴大至歐洲、美洲、澳洲、非洲等地區(qū)。清光緒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東莞爆竹出口金額達一百余萬兩白銀，1918年上升至一千多萬兩白銀，有羅華泰、謙隆、黃佐記等大戶。

　　20世紀初，東莞萬江人陳蘭芳將其在莞城的煙花產業(yè)延伸至香港，在九龍馬頭角北帝街70號創(chuàng)立千人工廠，幾近壟斷香港爆竹行業(yè)。1929年中秋節(jié)，陳蘭芳以香港紳士身份，請準港英當局在太白酒家廣場燃放煙花，引發(fā)廣泛反響。1953年英國女王舉行加冕大典，陳蘭芳受邀前往倫敦燃放東莞煙花，并演出“貂蟬拜月”“三英戰(zhàn)呂布”等煙花戲。

　　1948年，東莞爆竹出口到達鼎盛階段，出口額達1000多萬港元，約占世界爆竹銷量的30%左右。截至1987年，東莞市有煙花爆竹廠161家，職工近2萬人，廠外加工戶近4萬人，年產220多萬箱，上繳稅金1000多萬元。1988年，爆竹煙花以322萬美元的總額，位居東莞出口商品榜首，足足高出第二位一倍多。1986年，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第二屆國際煙花比賽上，東莞市煙花爆竹廠生產的“中加友誼”榮獲了國際傳統(tǒng)煙花比賽第一名，奪得“朱庇特金像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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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莞邑大地名人輩出

　　涉足重洋歲月留名

　　生于莞邑大地的人們，因為臨海有著更多與世界的關聯，遠涉重洋、探索未知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內在鑲刻，各個領域名人輩出。

　　隋唐時期，中日交流進入鼎盛時期，文化部分承前啟后。南宋末年，東莞白馬人李用，鉆研周程理學近30年后，東渡日本傳播理學，被尊稱為“夫子”。

　　李用，字叔大，人稱“竹隱先生”。對于其在日本的傳播理學活動，眾多史籍都有記載，而且在民間也有不少關于他在日本活動的傳聞。如李用在日本娶的是交趾（中國古代地名，越南北部）人，81歲卒，生前遺愿“生不食元粟，死不葬元土”，故二夫人便把李用遺體運回交趾安葬，由日本門生和兩隊各穿紅袍、白袍的哀樂儀仗隊護送上路，一路上吹著極具日本特色的悲壯“過洋樂”。

　　有觀點認為，李用的生平成就可以用四個“最早”來概述——廣東最早宣揚和開設宋學講席授徒的理學家；廣東最早有名字記載下來的日本華僑；我國最早有具體人物名字可證的海外華僑教育家；我國最早有史所載在日本開宋學講筵的理學院。

　　在東赴日本傳播思想、開創(chuàng)先河的李用之后，東莞人陳益則因為引進番薯成為“中國第一人”。

　　據史料記載，明萬歷八年，來自東莞虎門的陳益搭乘商船，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來到安南（今越南），在當地吃到番薯，不僅好吃且能充饑。故兩年之后的萬歷十年，陳益頂著極大壓力將番薯“藏匿于銅鼓中”帶回，隨后“耗盡家財在祖父陳蓮峰墓旁購地35畝種植番薯，大力推廣，為解決那個時代面臨的糧食危機作出卓越貢獻”。

　　乾隆年間，東莞橫坑人鐘映雪收集整理并評點的木魚書讀本《花箋記》《二荷花史》，19世紀傳入歐洲，被譯成德文、荷蘭文、英文、丹麥文、法文等。德國詩人歌德，曾在日記中特別提及自己閱讀《花箋記》的所思所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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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古鐘見證中伊友誼

　　卻金亭碑詮釋廉政

　　而今能夠感受到海上絲綢之路之于東莞印記的，還有眾多留存實物。這其中，卻金亭碑與至正銅鐘，都分別有著耐人追尋的歷史意義。

　　始建于公元962年（南漢大寶5年）的資福寺，在東莞歷史久遠，最早由南漢禹馀使捐住宅建成，元代至正六年，寺內僧眾化緣鑄鐘。鐘面四面正書，每面17行，記述當時僧人化緣鑄鐘經過，開列施主名單及其捐財物數量，還記有鳴鐘規(guī)則、祝詞偈頌等。四面的間隔處分別有“國泰民安”“風調雨順”等字樣。在鐘腰處橫列咒語、梵文。

　　銅鐘鑄造時，曾經摻入波斯商人捐贈的一種貴重自然銅礦石——鍮（音“tou”），此事在伊朗歷史也有記載，由此至正銅鐘成為中伊友好交往見證。1973年6月，伊朗參議院長率友好代表團來我國訪問，向周恩來總理特別提及東莞資福寺至正銅鐘與波斯商人的歷史淵源，依照上級指示，資福寺銅鐘隨即被運至廣州參加中伊文物展覽?，F至正銅鐘存放于東莞市博物館。

■卻金亭碑是中國明代對外貿易，中泰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

　　位于東莞莞城街道北門外光明路、教場街街口的卻金亭碑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立于1542年（明嘉靖二十一年），內容為紀念明代番禺縣尹李愷“卻金不受”的廉政故事，當屬中泰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，對研究明代對外貿易及涉外稅制改革有重要參考價值，而對目前的黨風廉政建設也具有深刻意義。

　　卻金亭碑的史實，深刻詮釋著“為官清廉”的信念——1538年（嘉靖十七年）番禺縣尹李愷來東莞交叉檢查外貿，訂立制度，不準官吏隨意抽盤、騷擾外商。為表謝意，暹羅人柰治鴉邀集外商籌得一百兩銀奉送李愷，李愷拒不接受。柰治鴉后來到廣州稟請巡按王十竹批準，于1541年（嘉靖二十年）在東莞城碼頭附近的演武場之南，建卻金坊和立卻金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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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龍舟精神歷久彌新

　　籃球奏響當代強音

　　如前文所述，由于水路通暢，東莞人造船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期，之后在海上絲綢之路商貿發(fā)展的基礎上，造船技能純熟高超，成為東莞顯著的地域特征之一。由此衍生的龍舟文化，更是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東莞人乘風破浪、勇攀高峰。

　　作為“龍的傳人”，從“龍舟”的定名就能看出中國人對其所寄托的特別心意，扒龍舟通過與水競逐，人的能量被深度激發(fā)，齊心協力、迎難而上的精神內核異常鮮明。東莞龍舟起源甚早、發(fā)展迅速，各水鄉(xiāng)片區(qū)都有著自己的龍舟傳統(tǒng)。明末清初，廣東著名學者屈大均就曾在《廣東新語》中有過這樣的記錄：東莞“鄉(xiāng)人為龍舟之會，觀者畫船云合，首尾相銜，士女如山……廣中龍船惟東莞最盛，自五月朔至晦，鄉(xiāng)鄉(xiāng)有之……”

■古往今來，頑強拼搏、百折不撓、乘風破浪、一往無前的龍舟精神在東莞人的身上有著生動呈現

　　其中，東莞中堂是莞邑龍舟重鎮(zhèn)，咸豐元年（1851年）中堂出大標（代指有組織的龍舟競賽），鶴田村奪冠，民間詩作流傳至今：“中堂出標是元年，果真扒出是真賢。到處龍舟來趁景，第一飛龍是鶴田”。2000年1月，東莞沙田被中國龍舟協會授予全國第一個“龍舟之鄉(xiāng)”稱號，再度彰顯了東莞龍舟獨到的歷史地位。近年來以麻涌為代表，東莞龍舟在傳統(tǒng)民俗的基礎上，于競技層面接連斬獲各項世界大賽獎項。

　　2020年8月，扎根東莞近30年的中國首家民營職業(yè)籃球俱樂部廣東宏遠，奪得了隊史第十座CBA總冠軍、再度刷新中國籃球紀錄，令東莞“全國籃球城市”的金字招牌越加閃亮。向前回望，2019年宏遠男籃、新彤盛女籃完成史無前例的“一城雙冠”佳績后，東莞成功舉辦國際籃聯籃球世界杯，以籃球文化為主要體現的東莞城市精神，將專注姿態(tài)、專業(yè)精神、拼搏干勁深度融合。

　　因為籃球，東莞在當代依舊續(xù)寫著對外交流的全新篇章——2019年籃球世界杯，立陶宛國家隊在東莞賽區(qū)參賽，基于之前該國籃球名帥尤納斯執(zhí)教宏遠男籃的鋪墊，立陶宛男籃在宏遠俱樂部進行前期訓練，更好地進行備戰(zhàn)。世界杯后，立陶宛籃協特別向宏遠俱樂部的支持表示感謝，“籃球搭橋”的故事，在“籃球城市”東莞生動呈現。